实中极其杂乱的政治版图感到不安，更鲜有人认真地去实践统一的理想。统一观念只在统一的基督教会中得到部分的实现。到中世纪末期，四分五裂的国家开始向统一的民族国家过渡，在英、法、西班牙等国实现了王国层面的统一，结果是确立了欧洲的分裂。并且这些统一体的规模和内部关系仅大体相当于中国战国时代各国的水平。然而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小规模的统一很快就过渡到秦朝的更大规模的统一，秦朝将全国设立36个郡，后增至40余郡，其中一个郡就相当于西欧的一个国。在这样一个规模上的统一是中世纪西欧人不敢奢求的。即使在他们那种较小的规模上，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迟至19世纪才得以实现。所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有过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统一，但分立主义却占着主导地位。它的政治发展模式从分开始，是“分—合—分”的路向。而中国虽然有过分裂，但统一却是主旋律。它的发展模式是从合开始而又复归于合，即“合—分—合”的路向。统一被视为常态，而分裂被视为反常的、暂时的，是“乱”的表现。它必然要重归于“合”。
西方人安于分立而中国人执着于统一的心态在出现分裂的状态下呈现出十分鲜明的对比。古代希腊城邦时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都是在同一文化区域或同一民族范围内，呈现出许多国家并立的局面。然而，希腊人把各城邦的独立自治当作常态接受下来。他们把精力集中于城邦内部的事务，不过不是为了使城邦强盛起来以承担统一的使命，而是使公民过上一种优良的生活。像斯巴达那样以克敌致胜为目标，从而牺牲了公民优雅美善生活的城邦制度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所鄙视。城邦之间远不是和平共处的关系，但城邦间的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霸权，而不是兼并土地和人民。在数百年间，城邦之间互相兼并的现象是十分少见的。
与此相反，春秋战国时代多国并立的现象从未被视为正常现象，而是
